在过去，人们提起女律师，总会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TVB律政剧，这样一个职业满足了人们对精英的一切想象：在金碧辉煌的写字楼办公，穿精致的职业套装，表情一丝不苟，说话语气笃定自信且逻辑缜密。

  而刘任侠律师会让怀有上述想象的人大跌眼镜。她说话语速快，喜欢编脏辫，身上有多处纹身，遇到不公忍不住爆粗口，有着东北人热心肠、自来熟的特质，若是碰见当事人在法庭发生纠纷，她还会毫不客气地怼上一句，“嘴给我闭上，在这叭叭什么”。

  她曾为两百名被抛弃的工人讨薪，被逼得从二楼一跃而下；为当地被威胁的海洋养殖户发声，差点被推进大海喂鱼。

  她也用法律守护了很多女性的权利，将她们拉回生活正轨，为当事人家属找工作，垫钱给被骗400万的阿姨打官司，帮被性侵的少女逃离继父的侵犯。

  刘任侠因此被朋友们称作「侠女」，她尽其所能地去帮助一些无助的人，但她不想把自己构造成英雄。她说，自己不是个伟大的人，只想做一个“良心摆正”的律师。

  最早我想学考古，我妈不同意，后来我报了医学院，学了五年法医，期间通过法考，毕业后成了一名律师。

  不是因为多么热爱这样一个职业，而是我那时候比较“欠儿”（东北方言，指爱凑热闹的人），写完毕业论文后常常去找老师玩儿，看到她在准备司法考试。老师送了我一套教材，鼓励我也去考。

  2012年大学毕业，我去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应聘。当我刚走进那家律所，我就知道，这一个地区来对了。

  律所的办公环境很好，我在学校时经常到解剖室帮老师干活，解剖室是一个小而空的屋子，环境简陋，只放着一张铁床以及将要解剖的尸体。突然来到一个豪华写字楼里，感觉自己离万丈红尘近了一步。

  我对律师最早的印象来自电视剧，但在真正从事这一行后发现，如果只是看电视剧，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律师的实际状态。

  我看到了很多离婚、家暴、争夺抚养权财产的案件，当时我只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下子进入这些纠纷里，见识了人性的阴暗面。

  比如一桩刑事案件，当事人是我初中同学的母亲。初中同学时隔多年打电话给我，“我想麻烦你做我母亲的律师，警察说她杀人了。”

  这件事现在听来匪夷所思，其实这位阿姨是个可怜人，她身高一米五，体态瘦弱佝偻，被酗酒如命的丈夫长期家暴。因为压抑自我的时间太长，挨打的次数太多，她的精神出现了问题，杀了自己的丈夫。

  最终阿姨的判决结果是死刑，我内心觉得她罪不至死，但法律不会根据某个人的主观想法而改变。

  不少案件的当事人很可怜，但做案子的时候，律师要多带入理性，少带入感性。你能关注她的生活，但不能把这种感性带到案子里。

  开庭的时候，有些律师在辩护余地不大的情况下，会强调当事人过去有多么可怜，或者有多么优秀。当事人和家属很喜欢听，但这对案件毫无帮助。

  2015年夏天，我还接过一起离婚案的法律援助。被告是位八十多岁的奶奶，原告表面是她的丈夫，实则是几位继子女。老人原本家境殷实，在这段婚姻前结过一次婚，在特殊年代经历了闯关东。逃亡路上，她将儿女半卖半送，靠乞讨来到我们这里，嫁给了现在的老伴，把继子女们养大。

  奶奶当年嫁给丈夫时，继子女们没有成年，如今奶奶的老伴近年重病，几位继子女却想让她净身出户。

  这个案子的本质是争家产，人们总以为像赌王这样的豪门家庭才需要争家产，其实当普通人涉及到房产问题时，争起来会更没有道德底线。

  奶奶最后放弃起诉这些继子女。她告诉我，过去保护她的丈夫如今躺在病榻上，现在轮到自己来保护丈夫了。哪怕儿女们是图钱图房子，只要能照顾老伴就行。

  这大概就是一个有素质的人和一群不要脸的人之间的抗衡，有素质的人觉得我不屑于跟你争，不要脸的人却感觉自己赢了。

  律师是我的职业，但是这样一个职业带给我的压抑，很多时候无法释放。我不明白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也不知道坏人怎么样才可以拾回良知，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一步步走。

  为女性当事人辩护的过程中，沟通往往更顺畅，如果这个人或这个案子有打动我的地方，我会倾向于帮帮她。

  我在经手过的女性辩护案件中，挑选了10个案件，写进了我的新书《挣脱》里。挣脱，意味着挣脱生活的泥淖，是那些陷入困境的女性迫切要做的一件事，也是我想帮助她们完成的事。

  这本书写的都是与女性有关的案件。看上去，女性犯罪率好像很高。实际上，无论什么类型的犯罪案件，女性犯罪的比例都比较低。

  女性常常作为受害者出现。这些年，性侵、家暴、买卖女性的案件频频发生，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去读个心理学硕士，想治愈这些女性的心理创伤。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当然会寻找一切机会推动法律提高相关犯罪的量刑，而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我更希望男男女女团结起来，保护容易受伤害的。

  民事案件多是两个人或者两方人之间的纠纷，引发民事案件的导火索有原生家庭、双方受教育程度等种种因素。

  而刑事犯罪中，每个当事人都有恶的一面。因为只有当你越过了最低的道德底线，违背了法律，才会需要用《刑法》来约束你。

  我回答，我只是给他们做罪轻辩护，不是做无罪辩护。（罪轻辩护是指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嫌疑犯是否该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判处略轻的刑罚。）

  而检查当事人的证据链是否完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也是法律赋予嫌疑犯的权利。

  具体怎么说我记不清了，大意是，审判过程中，每一方都必须要有律师参与辩护，才能保证程序公平。人们总是渴望结果公平，但这常常会导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结果，从而酿成更大的灾祸。

  人们在问“为何要为坏人辩护”时，内心做出了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当事人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第二个假设是司法过程永远都不可能出错。但事实上，当事人未必十恶不赦，普通的公安机关人员，也不一定系统地学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律师、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共同参与，才能防止失误。

  以前，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760号犯人》，主角被指控涉嫌恐怖犯罪，为他辩护的女律师说过一句话，特别触动我的内心。

  “当我给杀人犯辩护时，没有人觉得我是杀人犯的帮凶；当我给犯辩护时，没有人觉得我是犯的帮凶；但当我给辩护时，所有人都觉得我是。”

  东西方文化之间不一样，现在依然有的人觉得，如果我给犯辩护，我就是犯的帮凶，如果我给杀人犯辩护，我就是杀人犯的帮凶。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法律工作者都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律师按照正常法律程序为嫌疑犯辩护，却不会被大众理解。

  有一类给嫌疑犯辩护的案件我绝对不接，那就是性侵案。尤其是性侵未成年人的案子。我曾经做过一次法律援助，遇到的男性当事人性侵了未成年少女。

  当我看卷宗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个人应该被枪毙，而且应该被连续枪毙十几分钟。这个案子我没有跟到最后，后来我也没有再接过这类案子，过不了心里那道坎。

  企业申请破产后，法院会指派律师事务所来做破产案件的破产管理人，清理企业账册，追回对外欠债，这中间还包括对工人薪资的欠债。

  当我去钢厂办公室准备清理账册时，工人们全围堵在办公的地方门外。他们以为我是站在钢厂领导那边的坏人，眼里充满了敌意。

  我被困在了钢厂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门外是两百名情绪激动的工人。我从窗户那儿爬了出去，当天穿的还是高跟鞋，抱着排水管道往下出溜（东北话，意味向下滑动），才离开了钢厂。

  这个案子历经三年，追回了一部分钢厂欠工人的工资，全部追回是很难的。工人大哥们在拿回钱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在想到自己误会我了后，他们又跟我道谢，给我送锦旗。

  有些当事人会在开庭时当场威胁我，也有些当事人会过来送锦旗、下跪、送礼。这样的案子做多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被当事人误解或是感谢， 对我来说都渐渐心如止水。

  从进律所开始算，我进入这行已经11年，拿到执业资格也已经9年。做律师以来，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也见过很多复杂的人性。

  有个阿姨曾靠经营自己的手工定制服装店，攒了一笔钱。她一辈子没有生育，很喜欢孩子，对发小的女儿非常好。

  阿姨被骗后，已经交不起律师费，但听了她的故事，我还是决定揽下这个不挣钱的活儿。当时的我，看不得哪个单纯的人，因为别人的恶跌落到泥淖里。

  曾经有位女性当事人入狱后，留下丈夫和正在读书的儿子。她的丈夫换了几份工作，勉强能挣够跟儿子的一日三餐。我看不下去，帮忙介绍他到一个小区当保安，还把法律援助得到的千余元补助，给了当事人的儿子。

  后来，这个当事人的儿子给我发了一长段消息，大意是他最近过得很辛苦，希望我能伸出援助之手。我转过去一千块后，他又发来消息，“姐姐，你能不能再帮助我一点？”

  我从没有想过为自己立什么人设，只是希望能一直踏踏实实做案子，不要为了挣不该拿的钱违背初心，不在别人半夜敲门时感到害怕和心虚。

  有人会给律师这样一个职业加光环。律师的确是司法程序当中必不可少的角色。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多方之间相互制衡，更利于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好律师当然有，他们为实现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有很多人并不是这样。

  我当年傻乎乎的，情商也不高，决定干这行后就闷头往前走。走了一段时间后，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我始终觉得，做一个专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律师就够了。

  从前我认为自身不喜欢当律师，工作之外，我还有很多的喜好。比如看书、喝茶、跳舞、出去旅游……

  但在疫情期间，没法去法院现场开庭，我在家待了很久，也出去旅游过几趟，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直到法院开门，我可以去线下参与开庭。走在法院的路上，我猛地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穿上那身喜欢的衣服，手头的案子尽在掌握之中，给了我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可能这些年做律师的时间太长，做其他工作似乎都不足以能让我感到开心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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