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事，就是我们中国转型，到底变了什么？这些变的过程中，有哪些是特殊的？尤其是对我们这四十年的总结，大家用了很多的词：经济奇迹、快速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到多少……但这么多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转型呢？

  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里我提两个维度：第一，无论是早期的发达国家，还是战后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转型国家），一个共同的特征是，越是后发国家、越是转型国家（就是我们原来的另外一个阵营的这些国家），实际上长期实行强制高增长的传统。我们过去有一个长达四十年的、10%以上的高增长率，这时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你是一个奇迹。所以，你看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有很久的高增长率。

  所以，我今天讲，转型的重要标志，是一个经济体的衰退力下降，而不光是增长率下降。这是新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最新的研究。就是把整个经济绩效分成为正的部分和为负的部分：为正的部分，实际上就是看经济为正的部分的增长频率和增长率；二是为负的部分的衰退频率和衰退率。这四个东西加起来，才是一个经济体真实的经济绩效。

  用麦迪逊的数据，1820年到2008年，18个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为正的部分的增长率，变化很明显吗？1870年到1910年是3.16；1950年到2008年期间，也就是3.06。但是，差别差在哪？差在为负的部分的衰退率：1870年到1910年是-2.30，但是1950年到2008年期间，降到-1.23。

  所以，从增长的频率来看，就为正的部分的频率来看，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比其他几个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但差别在长期的经济绩效不掉下来，就是为负的部分的降低。

  然后再看发展中国家，就是我们讲的穷国。穷国的问题，实际上它为正的部分的增长率表现并不差，是四点几——发达国家比就是三点多。但是它的问题出在哪？出在为负的部分的衰退率一直居高不下。

  所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将过去关注增长率转向关注衰退率。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内在机制就是，从过去怎么样把经济拉上去，转向怎么让经济平稳。

  一个经济体平稳的最重要的因素，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穷国）跟富国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在政治事件频率的差异。发达国家越往后走，政治越平稳，秩序越成熟；穷国呢？它之所以一直处在贫困状态，不是因为它没有过增长率，它曾经有很多时期有很高的增长率，但它的问题出在秩序不稳定，政治动荡。频繁的这些政治事件，干扰了整个经济稳步的增长，所以它长期的经济绩效表现不好。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我们大家常常讲的发展经济学的本质，是结构转变：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但所有的国家，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真正从根上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核心是看农民跟乡土的粘度的变化。

  发达国家——无论是现在农业非常强的国家，澳大利亚、丹麦、以色列、荷兰，包括日本，还是农业已经基本上没多少的国家，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农业就业的份额同步下降。即便是一些农业强的国家，农业就业的份额也是下降的。

  所以，转型的真正的标志是两个：第一，一个国家为负的增长的部分——就是衰退率的下降，那这一个国家基本进入比较平稳的状态；第二，一个国家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标志，是跟乡土的粘度的降低。

  接下来我们看中国。中国转型的典型事实：第一，整个中国长期的经济绩效，很多人讲，增长率提高了，但如果我们把它分解为增长频率和衰退频率、增长率和衰退率，整个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绩效表现之所以好，不光是增长频率和增长率的提高，更主要的是衰退频率和衰退率的下降。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中国奇迹的根本，是衰退率下降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高，而不简单是高增长率带来的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变化。

  第二点，就是乡土粘度的变化。改革以来，我们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表现是并不差的，我们农业占GDP的份额、工业占GDP的份额、城市化水平，都跟世界其他几个国家的结构转变在逐渐趋同。但我们的反常是在哪？

  反常在：第一，农民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跟世界是趋同的——我们农业占GDP的份额，现在就是6%、7%——但是农民离土的程度，跟世界其他各国在结构转变上出现差异，我们第一产业的就业还占将近1/3！所以，这两条线是我们在结构转变中和其他各国在结构转变中相比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农民离土的程度小于它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

  第二个反常就是，农民入城率小于他们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我们大家常常讲，中国的城市化有两条线：非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差异。这两个差异的背后反映的是，城市的经济活动和世界各国是有趋同性的，但是农民进到城市的程度——即作为城市人的程度，跟世界各国是反常的。

  第三个更大的问题，世界各国在结构转变中，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趋同，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回报提高、单位劳动的回报提高；但是由于上面两条线的反常，直接引发整个中国农业的反常——我们农业的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

  所以，整个中国对过去四十年转型的研究，很重要的就是，第一条是好的，但是在结构转变上出现的这三个独特性，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第三个，一个国家的结构转变是否一定会带来土地粘度的变化？就是我前面讲的第二个指标。就是：结构转变只有带来土地粘度的变化，才是真转型。但事实上，在整个70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快速的结构转变，但是我们在土地粘度的降低上，由于结构变迁的方式，导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出现了和世界各国的反常。所以，不是结构变迁的速度带来转型，而是结构变迁的方式影响转型。因为不同的结构变迁的方式，会有不同的土地粘度的变化。

  我们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国家工业化、开启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是我们工业化的方式——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农产品的统购制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结果，我们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但是农民被绑缚在土地上的国家工业化，农民和土地的粘度并没发生变化。

  第二个阶段，改革时期，我们在土地制度上进行了松减。比如，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另外，在非农用地上允许集体土地实行乡村工业化。这是我们在改革时期实行的工业化的模式。这样一个时间段，整个农民开始参与到工业化的过程，但是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方式，实际上只实现了分工分业，但他没有离开土地。就是说，我们整个改革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基本是在乡村地区展开的，农民是不允许到城市、参与到城市的工业化进程的。所以，农民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不离土的乡村工业化。

  第三个阶段，实际上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这是所谓的世界制造工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快速的城市化。但是这个城市化是以土地低价支撑的园区工业化，这个园区化主要在沿海地区展开。农民这时开始离开土地、跨地区的出村，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过程，不在是在原来本土上进行的工业化，这时出现中西部的人口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但是，由于我们整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农民是不落地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农民的回村和返农。现在回去的绝大多数都是农一代——50、60、70这一拨，基本上开始回村。

  所以，第三个阶段——沿海地区的园区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尽管形成一个浪潮，但是农民由于在城市不能落下来、最后回村，意味着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也没发生根本的缓解。但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呢？现在历史转型面临的一个挑战和机遇是在哪里？

  就是80后的农民和80之前的农一代，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一场代际的革命。就是：农二代出现出村不回村，乡土变故土，家乡变故乡。在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上，农二代呈现出和农一代完全不一样的特征。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来讲，这一代完全是离土的一代、离农的一代，是入城不再回去的一代。这带来的变化，就是我们整个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

  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从宋代以来，就开始不断形成一个以劳动高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但是现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劳动的投入大幅度下降，资本的投入大大上升。所以，农业的发展方式慢慢的出现以土地生产率为主转向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变化。

  所以，中国能否进一步完成这场伟大的转型，核心就是两条：第一，中国的改革在进一步朝向权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和政治之间能否良性互动，防止衰退、防止为负的部分的增长；第二，真正的完成中国的结构现代化，也就是解决农民跟土地粘度的变化，跟世界在结构变迁上的趋同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